左路平、吴学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国民社会心理的影响，国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心理、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强烈的爱国心理、对国强民富的渴望心理等构成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心理状态。而文化守旧社会心理的消散、政治犹豫心理的改变、经济变革心理的强化、集体爱国心理的激化等主流社会心理都助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时代要汲取历史经验，在发展中疏导极端社会心理，提升大众幸福指数，关切社会心理因素，开辟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的新视阈，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体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 社会心理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左路平（1991-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30601）;吴学琴（1965-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6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阐释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关系时认为，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紧密联系，意识形态在形成、发展、传播中都需要通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3页。〗社会心理反映着历史，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对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状况和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传播和教育提供重要经验和启示。
一、五四时期国民的社会心理状况
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一定群体在从事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成体系的、直接反映社会实践状况的群体心理状态，表现为特定群体的情绪、情感、意志、心态、行为倾向、信念等内容。五四时期我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局，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触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彻底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社会情绪，各种社会心理在五四运动中得以宣泄、呈现和表达。总之，当时国民的社会心理呈现出繁杂多变的总体状况。
1.对内充满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和强烈的爱国情感
首先，是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当时大多数国民都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境遇不满、愤怒和失望，如对于教育界来说，教师的工资在数十年内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还会遭到地方财政的克扣和拖延，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对于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其生活条件更加恶劣，正如当时山东的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所描述的：“可怜那些贫农的孩子，不到七八岁的时候，就要帮助他父兄去地里操起沉重的工作，日未出即下坡，夜深方回家，终年勤勤恳恳，不敢偷一点闲暇，结果凭血汗所得的食物、衣料，还要让强有力者尽量抢夺了去，什么赋税……割肉敲骨，卒致自己还不免致饿死亡。”〖济南师范学校编：《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421页。〗当时的普通民众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对统治阶级产生诸多不满和沮丧情绪，不满和失望的心理弥漫于穷苦大众阶层中。
其次，爱国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日本对山东的侵略直接激化了国民的爱国情感，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和抗议活动。如工人激愤地指出：“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仇愤激……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54页。〗可见，当时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导致国家尊严的丧失，触动了国人的心灵深处，激发了全体国民的爱国情绪。这些爱国情绪也直接转化为五四时期的罢工运动、罢课运动和游行示威活动等，这种运动式的社会情绪发泄直接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根基，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工人、小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对外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和期望国强民富的急切心理
首先，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仇恨心理。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恨心理和对本国当权者的失望情绪通过五四运动集中爆发出来，吴玉章在回忆时说道：“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可见，当时国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行径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进而通过五四运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愤怒。
其次，是学习国外先进制度而不得其要领的焦虑和急躁心理。在五四运动之前，许多社会有识之士尝试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但均以失败告终，如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都使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急躁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方面，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剥削，民族尊严丧失，焦虑心理蔓延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尝试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又不得要领，反复失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奴性思维和奴性心理。正如张闻天所指出的：“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6页。〗可见，当时国民的内心处于恐慌、不安、矛盾和彷徨之中。焦虑和急躁的心理也造成了部分国人对国外制度和技术的盲目崇拜，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7页。〗部分国民对国外的制度和器物盲目崇拜，不加选择地拿来，试图套用于中国之现实，以救中国之困境，也说明了当时部分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异和病态化。
3.五四时期国民社会心理的总体特点
首先，差异之中有统一。当时国民的差异心理中有着共识性的社会心理，各阶层、各社会群体由于自身利益诉求不同而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社会心理，但全体国民又有着共同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差别中必然有着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即民族情感和责任感。具体来说，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国内统治阶级的不满心理、对国外侵略者的仇恨心理、爱国情绪的激进化等。
其次，主流社会心理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和集体行动的触发点。一方面，五四时期，救国救民的社会心理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社会各界人士都力所能及地尝试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法；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心理直接触发了社会集体行动，五四运动则是主流社会心理转化为重大社会群体行动的标志。外交失败激化了爱国情感和愤怒情绪，直接触发了群众游行和罢工运动，参与的群众广泛。
最后，激情的集体行动后，社会心理逐渐由感性的表达转化为理性的行为和主张。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初期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一时激情和感性的产物，这种群体性的激情心理持续的时间不长，难以推动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但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心理上的烙印成为社会集体的创伤性记忆，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表现为五四运动时激烈的社会情绪转变为随后的理性行动，群体性的社会情绪成为有识之士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总之，五四运动激情后的理性沉淀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及其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五四时期，特别是这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当时国民的社会心理之间也存在着深层的联系。
1.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总体状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所传播，但是相较于五四运动之后的传播规模、传播方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初步传入而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是在规模、受众和方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第一，传播主体和受众的明显扩大。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已经扩大为留学生群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本国学生群体和部分国民党人，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后纷纷主动参与传播，并且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一批代表性人物，他们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传播的受众也不断扩大，由早期知识分子内部的传播走向广泛的工人群体、学生群体和部分农民群体，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传播主体和受众能够如此扩大，离不开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传播者在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而受众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心理转变。
第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传播范围的扩大。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渐趋多样化，包括对马克思和列宁等人著作的译介、迅速扩大的报刊宣传、早期工人内部组织的学习小组、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传播等，这些传播方式的多线并行，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和扩大影响力提供了保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也由起初的沿海发达城市，传向内陆城市和农村地区，被广大人民所认知、认同和接受。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范围的扩大与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相伴而行。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心理条件，其传播也深刻改变了国民的认知心理。
第三，传播结果是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五四时期特别是之后短短几年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再作为一种简单的社会思潮，而是进一步转化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现实行动，包括以罢工形式为代表的工人运动、各种报刊的宣传、以学习小组形式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最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传播结果的实践化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心理变化亦是相互关联的，在对内对外彻底失望的心理助推下，他们选择了正确的理论和道路。
2.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心理是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272页。〗。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社会心理更加直接、感性地反映社会存在，经过理论抽象和系统概括进而转化为更加隐蔽、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由此成为“中介环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和效果的实现需要社会心理的中介。在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实践中，对社会心理状况的判断、把握与运用影响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和效果的实现，正确把握和运用人们的社会心理，可以促进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提升，使其更加容易被人们所认同并践行。显然，对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否受到当时社会心理的影响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可以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许多亲身经历五四运动人物的回忆录中、从对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得出，对当时国民社会心理的分析是解答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传播得如此迅速、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问题的钥匙之一，社会心理因素是除马克思主义自身科学性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人们对某种思想的接受与否，并不能够从外部强制进行，而要看人们的实际需要。社会心理是人们现实需要的直接表征和外部表达，直接呈现着人们对某一思想或理论的需要。其次，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哪些社会心理的影响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极其复杂，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民的几种主流心理趋向成为助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动力，下文将一一分析。再次，从根本上看，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社会心理需要的特征是其得以传播的关键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则是其在中国发芽、生长、壮大乃至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要科学、辩证地分析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不能主次颠倒。总之，社会心理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和壮大的关键因素。
三、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助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前期，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人们在思想上处于受钳制的状态，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但是，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因素。正如瞿秋白曾描述的：“《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趋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他认为，五四时期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动是国人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1.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国人的文化守旧心理
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中，中国人形成了封闭保守、自负排外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外来文化很难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必然受到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阻碍。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冲破了这种守旧文化的心理藩篱，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和壮大。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闭保守的民族文化心理，成为先期的文化心理准备。新文化运动是旨在破除封建思想束缚的文化革新运动，在打倒旧道德、旧思想和旧文学等主张的激烈冲击下，中国民众卸去了封建礼教在文化心理上的包袱，尝试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鲜事物和外来文化，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文化心理准备。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是其得以迅速、广泛传播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从深层次看，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其保守的特质体现在要求延续传统、不轻易改变的内在心理惯性和思维定势。因而，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更加容易接受与己相似的、与原有观念冲突少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的亲缘性为其传播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正如吴玉章所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05页。〗可见，二者之间的相通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2.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改变了国人的政治犹豫心理
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先驱者在各种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呈现出十分彷徨和犹豫的心理，而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心理，“特别是苏俄两次宣告废除沙皇政府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树立了一个无霸气、无野心，平等待我的国家新形象，更使中国人民心向往之，渴望了解、学习苏俄，努力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便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心理趋势”〖屠文淑：《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先驱的文化心理探赜》，《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1期。〗。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苏俄的友好态度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衰败景象让中国革命先驱者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政治失望心理。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积极的政治心理准备。苏俄的对华宣言、偿还国土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行动表达了友好的态度，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焕然一新的、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现实行动，促使国民形成了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任心理。如苏俄对华宣言发布后，中国劳工会致电指出：“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376页。〗可见，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推动了国民政治心理的转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政治心理基础。第二，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发展道路的政治失望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间接促动因素。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沆瀣一气，对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诉求全然不顾，也让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充满了失望。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破败景象也让革命先驱者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产生怀疑和失望心理，“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这篇论著中作者以耳闻目睹和亲身考察的事实，向人们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凄惨衰败的景象，描述了由科学和物质进步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危机……虽然他们的分析都带有某些不准确性和片面性，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却是一目了然的”〖杨春方：《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心理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显然，人们由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心理进而转向对社会主义充满期望的心理。
3.经济境况的持续恶化加剧了国人的经济变革心理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每况愈下。可以说，在内外压迫者的双重经济剥削下，国民已经对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产生了极其厌恶、仇视和愤恨的心理，进而产生了经济变革的心理。第一，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国民产生了失望、不满和变革的心理，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经济心理基础。当时各军阀为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扩充军队，军费开支的不断增长则通过各种税负、以各种名义从人民身上压榨和获取，经济剥削使得国民的不满情绪和经济变革心理不断增长，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分配制度和正义理想正符合当时民众的心理愿望，助推了其迅速传播。正如张鼎丞所指出的：“我的家庭和自己受尽了压迫剥削，对于剥削压迫的黑暗社会，是极端痛恨的；这就使得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杨里昂编：《革命名人自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特权和经济剥夺，成为国民经济变革心理生成和增长的外部因素，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促动因素。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和侵略性在中国得以充分展现，如租界区的关税制度、侵略中国的战争赔款等不合理的经济掠夺形式，而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义性则与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和对比。国人渴望经济变革而又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心理成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心理基础，在两种经济模式中最终选择了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更加符合当时国人的经济心理，即渴望平等参与、和平相处、正义分配的经济发展心理。
4.反动统治阶级和列强的可恶行径激化了国人的集体爱国心理
爱国主义情感和心理是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液中的精神根基，每逢民族面临危亡时，爱国主义情感就会集中呈现，五四运动正是爱国主义情感的集中表达，国民的集体尊严感和爱国心理因此被激化并得以升华。第一，集体爱国心理的激化与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五四运动是一场在群情激愤的爱国主义集体情感激发下形成的群体行为，如当时上海的报刊评论道：“今此学生救国之举，始而北京，继而几遍全国；始而学生，继而商人，以及各界。始而沪地，继而又几遍全国。此何故也？皆所谓响应也。何为而响应？即所谓同此心而感人也。”〖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页。〗在激烈的爱国情感共鸣和渲染的作用下，全国各行各业爱国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触发点。爱国心理是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感，承载着当时国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五四运动后，这种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智的现实行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爱国情绪的催化下得以迅速传播，成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指南。第二，五四运动后爱国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部分民众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感染下，选择了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报刊、学校、各种社团等途径在中国广泛传播，风靡一时，在全社会掀起了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正如当时《东方杂志》上报道的：“一年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斯（思）主义，西也是讨论布尔希（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判》，《东方杂志》1921年2月25日。〗这种全社会的风靡必然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从众心理，爱国情感瞬息之间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社会主义作为新形式的救国救民道路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四、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心理因素分析的现实启示
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理解当前社会心理和促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疏导极端社会心理，提升大众幸福指数
社会心理是反映时代问题的晴雨表，比较及时地反映和表达着一定时代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在新时代，要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关注和掌握人民群众社会心理的发展状况，重视由社会心理问题所引发的行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习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人民日报》2016年8月21日。〗其实，近年来，因社会心理问题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第一，由社会心理问题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多发。如前些年出现的因钓鱼岛问题而引起的对日系车辆的打砸事件，这并不是简单的爱国情绪的宣泄，背后则隐藏着部分人仇富、焦虑的病态社会心理。第二，个人心理问题已经不断波及社会。如近年来我国青年在面临就业、择偶等现实问题时所表现的社会心理状况、博硕士研究生自杀事件背后所呈现的青年群体的心理焦虑问题和心理疾病等，这些社会现象和事件都表明部分社会成员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出现了焦虑、烦躁、失落等心理问题，甚至出现了抑郁症等心理健康疾病。第三，各种社会心理问题蔓延至网络、自媒体空间。如各种网络直播中的伦理乱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再如网络、自媒体空间不断泛起的悲观舆论和虚无主义思潮，背后也有着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可见，社会心理状况已经成为新时代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由社会心理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情绪化、冲动化和感性化的错误行为对新时代社会和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各群体存在的心理问题在了解、掌握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提升民众进行自我心理调适的能力，促进社会心态的理性化发展，以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得到满足来提升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维护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新时代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社会心理保障。
2.关切社会心理因素，开拓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角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把社会心理的研究纳入科学的唯物主义视野下。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则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对于新时代而言，更要积极开拓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心理新视角和新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页。〗。社会心理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都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而将二者融为一体、协同建设则是新时代的新任务。为此，一方面，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把握和运用社会心理，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宣传和传播中，只有把握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采取符合不同社会群体心理特征的教育和宣传方式，才能达到心理认同和思想认同的效果，进而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各社会群体的思想认同和现实行动。同时，在实践中，要充分考察和把握影响意识形态的感性因素，如把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内容纳入意识形态建设效果的考察之中，增强党和群众之间的情感共鸣，运用情感沟通和情感策略促进意识形态工作效果质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善于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需求上升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只有把群众的社会心理诉求和愿望提升和凝练为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才能使新时代意识形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保证其现实性和人民性。在新时代，要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信息和资料，及时跟进和了解群众的社会心理变化，对各个途径、各个层面反映出来的群众心理需求给予相应的满足，对部分社会成员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化解。如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则是党对群众的社会心理进行理论提升的成果，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呈现的厌恶、不满和失望心理是生态文明意识形态主张形成的关键因素。
3.以社会心理问题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和建设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问题，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针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依然具有提升空间，“由于未能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内心理学往往被西方传统心理学俘获，结果迷失在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系统的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创新在国内仍然是缺乏的”〖王波：《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为此，新时代要推进具有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建设。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各类社会心理问题为导向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研究和面对各类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心理现象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深刻分析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根源，为解释和认知社会心理现象提供理论指导，为化解各类社会心理问题提供科学指引。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话语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话语体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打造，使其不仅具有科学性，更具有中国特色，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提供理论指导，为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化解不良的社会情绪、应对错误的社会心理提供科学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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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桥）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