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

【内容提要】历史虚无主义冲击我们对历史的基本信念，危及我们党的政治合法性。无论中西都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文化传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个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其提供了事实支持，大众文化是其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网络传播为其大众化、社会化提供了便捷渠道。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根本批判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现实组成，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前提和环境是物质的、客观的、可知的，反对抽象的历史解释，认为历史解释应该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之上，并强调历史“启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徐家林（1966-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1620）。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借口“重叙历史”，或以“反思历史”面目出现，其目的都是歪曲或否定历史，特别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进而否定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众文化和互联网迅速传播和扩散，严重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青年一代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造成了极坏影响。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抵制。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深刻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及其危害，并对其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以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辨明历史事实真假、分清历史价值善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意识和能力。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是从来就有的

作为“一种全盘否定一切历史及其历史进步逻辑的社会文化思潮”〖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4页。〗的历史虚无主义，且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是近几十年才形成的。

1．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

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某些特定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的怀疑，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或看到与官史不一致的各种传说。但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对历史抱持怀疑甚至全面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却极其罕见，更不要说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了；相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就有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

中国人自古就对书本、文字抱有敬意。在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书就是史书，并长期与经、子、集并列。史是中国人阅读甚至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对其所记内容不仅不会怀疑，而且常被神圣化。《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9页。〗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历史不仅用来“记事”，而且还“中正”，即具有道德与伦理价值。传统上中国人对历史相当信任。在古代中国，编史从来都是严谨而神圣的国家大事，由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负责完成。后朝不仅需要记录前朝发生过的事件，更需要从前朝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以启示自己及后人。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编史都十分重视，甚至皇帝也会亲自参与。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且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历史记载特别翔实，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国家对历史的编写十分慎重，非常严肃，对“良史”“史才”的要求也极高，要求史家一定要称职。曾巩在给《南齐书》作序时指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梁〕萧子显撰：《南齐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7页。〗由此可见，古人对“名副其实”的“史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旧唐书》也有如下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刘子玄：“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回答：“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即要求优秀的史家必须才、学、识兼具。中国古代史家严格遵循世代相传的史学规范，有着很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秉笔直书，启示后人，塑造着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念，形成中华民族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文化传统，即所谓“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可以说，从历史事实到历史意义，中国人鲜有否认的。直到近现代，西方的启蒙思想、社会进化观念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传播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以后，才开始要求以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逻辑重新书写历史，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即使如此，近现代中国人对历史的基本信念并未动摇。近现代中国人也没有否定和抛弃中国古代历史，今天的我们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了解仍然来自中国古代史书。我们批判循环论历史观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合法性构建，但同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上，重构发展的、进步的历史逻辑和为人民服务、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意义。

2．历史虚无主义亦非西方主流历史文化传统

就对待历史本身的传统来说，西方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历史是不可能和无意义的，虚无历史不是普遍的社会观念，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仍抱有信念，相信历史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学理论。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否可能、应该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等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普遍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实证主义传统，历史虚无主义基本上还没有产生什么实质影响。一般认为，西方近代以来把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大力倡导实证主义，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主义学者兰克。兰克在近代西方历史学界影响巨大，在兰克的教导下，历史学家被要求“如实地”展现过去。但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历史的坚定信仰开始动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读过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的读者可能都对扉页上凯瑟琳•莫兰的那句极具冲击力的话印象深刻：“我总认为，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许多人认为，这句话反映的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其实这还不是十分“典型”的、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莫兰语气坚定，言之凿凿，似乎能够对“编造”的历史进行确认，说明其可能掌握了或有可能掌握历史“真相”。因此，可以推知其本人是承认历史有真相的，并可以被认知，只是认为“大多数历史”没能如实记录，不能全信。以此观之，这句话并不符合后来发展“成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但是，该书出版于1960年，我们已经看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性已受到严重质疑，历史虚无主义已开始出现。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之所以作者把这句话印在著作的扉页上，一种可能是，在该书出版的年代，这样并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应该还不多见，作者在书的扉页印上这句话，可能就是想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可以设想，如果此观念当时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就没有必要印在扉页上了。

二是对历史的客观性不认可。与《历史是什么？》扉页上的那句话不同，该书作者卡尔曾断言：“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这里，卡尔不认可的是历史的客观性，而非历史的真实性，说明当时既有人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也有人不认可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同时受到了冲击。但卡尔在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的一本著作时指出，该书“坚定不移地相信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坚定不移地相信曾经构建的人类事实之价值”。这里卡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价值的坚定信仰曾是西方史学的重要传统。然而，如上文所述，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信仰已有所动摇。卡尔在1952年曾写道：“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页。〗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时已经出现，且日益严重。

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也并非没有遇到过阻力。与卡尔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艾尔顿，在其颇具影响的史学著作中继续坚定地捍卫“历史学是为了探索关于过去的真相”〖〔英〕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的立场，且支持者不少。说明即使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史学界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仍然怀有历史信仰。那么，为什么后来“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会再坚持艾尔顿所倡导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客观性”、认为“真相埋藏在文献里、且能够被一劳永逸地挖掘出来的这一想法，应当被放弃了”〖〔英〕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呢？重要原因就是，个人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以及微观史学、大众文化和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得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向，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时风靡全球。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推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在20世纪后期形成并扩散到全世界，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与社会根源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后现代主义的风靡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事实”支持，大众文化的形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肥沃土壤，网络传播的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普遍化、社会化、大众化提供了便捷渠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共同致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迅速“成熟”、泛滥。

1．个人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思想根源

个人自由主义源于西方理性主义。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要求运用人类理性代替宗教对人类历史进行解释，这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自由主义把人类理性限制在抽象的个人上，从抽象的个人理性出发，推出个人永恒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就是个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本位，认为个人才是目的，社会和国家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同时，“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自由主义的狭隘性，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伦理上的蒙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也给信仰神秘性留下了生存与发展空间，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意义和永恒价值提供了理论借口。因为，根据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逻辑，所有源自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都是正当和合理的。因此，个人的一切偏好和选择，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道德相对主义抹杀了伟大与渺小、高尚与低俗等的区分，鼓动个人把狭隘的私人利益当作行动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评价历史，必然导致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肆意抹黑和矮化，以及对以无数革命先贤的无私奉献和伟大牺牲为支撑的历史叙事的解构。于是，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否定历史、重编历史，使历史不仅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的历史变成了虚无。个人自由主义本来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是冷战的结束又为其提供了新市场、新用场，从而成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重要思想根源。

后现代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成的又一思想根源。后现代主义兴起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认为一切皆文本，话语才是重点，历史只是文本，全面否认历史真相和历史客观性的存在；全面否定历史意义，认为历史意义只不过是话语和文本的构建。后现代理论动摇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根基，严重挑战甚至摧毁了传统史学的合法前提和存在意义。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产生了严重影响，“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停止了对真相的追寻，放弃了对客观性的信仰，而且不再以科学性的取径来探索过去”〖〔英〕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尽管如此，许多传统史学家仍在极力谴责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理论。

事实上，对于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西方史学界本来并不回避，也一直被视为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使在面对极端理性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挑战的时候，观点不同者也通常只是被视为学术观点分歧或学术流派区别，并未危及历史研究的继续，也没有上升到历史存在合法性的高度。如，史料学派一直坚持客观史学，坚持让史料说话。但注重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建筑材料无论有多么多，都不是建筑物本身”。同样，他们也反对“描述史学”，认为“把历史学称为‘描述性的科学’是无用的，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描述性的这一事实就使得它不再是一门科学了”〖〔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序第26页、第273页。〗。而现代历史解释和历史建构学者也与后现代主义不同，认为史家书写历史本身不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历史不可能没有史家的观点。认为史料本身不是历史，真正的史家写史一定不只是铺排和堆砌史料，而是运用史料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意义“建构”历史。要让史料“说话”，就一定要让史料“合理化”，史家就一定要挑选史实、构建逻辑。卡尔就认为：“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页。〗

后现代主义却导致极端相对主义，解构一切，否定一切；不仅否定历史真相、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同时也否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否定历史本身。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对于人类有意义，人类需要也可能从历史探究中获得规律性认识和经验性启示。西方很多学者也都认识到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历史“假如没有意义，就不值得去写、去阅读”；“假如历史……仅仅是一连串的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也就根本不能够进行严肃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呈现着某些规律性，容许某种概括，这可以当作是未来行动的指南”〖〔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第16、11页。〗。黑格尔也指出：“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页。〗因此，历史不是猎奇，也不是对一系列没有关联的偶然事件的记录。后现代主义以此攻击历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显然是极端错误的。也因此，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既要批判个人自由主义，也要批判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极端相对主义。

2．微观史学及其成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事实”支持

微观史学本来是一种相对于宏观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资料和考证等方法着力于对具体人物、事件、组织、制度等做专门的研究，其特点和长处在于发现和阐述具体史实，提供专门的历史知识，为历史的宏观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事实基础，从而使宏观史学建立在真实、可信、客观的史实基础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史学必不可少，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正因为微观史学研究的是某一具体的或局部的史实，关注的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细节和具体过程，很少置其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或与其他相关史实相联系，尽管微观史学能够给我们提供专门的知识，使我们对某一具体史实或某些具体方面的认识得以深化，但如果我们停留于此，就可能使历史研究碎片化、历史结论片面化，破坏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和正确提升历史意义的可能性。

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了微观史学的这一特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可能不同，但结果一样，都使得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遭到否定，历史逻辑和历史意义遭到解构和破坏。它要想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思潮，就必须要让尽可能多的民众相信并接受它，就要能够说服民众。为此，除了要对知识精英讲清理论依据，更要让普通民众有感性认知，而微观史学及其成果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利用微观史学及其研究成果，不断掀起所谓“起底历史”“还原真相”等历史文化思潮，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细节探究，以所谓新的“研究成果”颠覆原有历史结论、攻击宏大历史叙事和宏观历史逻辑。从表面上看，这些攻击都好像有理有据，其实都是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整体，从而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造成极大的思想和政治危害。

这种危害性尤其表现在对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以还原细节“真实”为名，专注于重要革命历史人物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往往得出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并以此否定和颠覆已有的历史结论和党的决议。其结果就是，以所谓的“细节真实”取代宏大历史叙事，解构意义、消解崇高，直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无疑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极具破坏性的虚无化倾向。正因为微观史学经常被历史虚无主义恶意利用，因此我们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就应特别注意，对其提供支持的所谓“事实”及其获取方法的本质进行批判，以警醒大众，提高其辨别能力和抵制意识。

3．缺乏正确导向的大众文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文化本身是无形的，但它可能以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为载体。但是，这种以有形的物质载体为媒介的文化产品，在工业化时代，自身也成了商品。

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滋养了大众文化，一些大众文化缺乏正确导向，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有大众文化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就不会绝迹。因为，人们不仅需要物质产品，同样需要精神产品。但在商业社会，当文化成为商品，资本一定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也会在文化市场上追逐利润。在此，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关注的是利润、收益，而不是文化本身。为了利益最大化，厂家、商家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产品的市场需求、消费者的兴趣与偏好。

当前，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传播的文化娱乐产品中，传统的影视作品以及其他电视娱乐产品仍是大众重要的文化消费对象，而这些文化产品相当部分的内容与历史相关。为了激发民众的消费热情，一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一味迎合消费者的兴趣、品味和偏好，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当然也就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不予考虑，剪裁、编造、杜撰、戏说，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就是解构历史、娱乐历史、消费历史。对于消费者而言，历史不再有任何真实性、客观性、崇高性、神圣性可言；而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说，无异于如鱼得水，不健康的大众文化为其社会化、普遍化、大众化及其“长盛不衰”提供了不竭的营养来源。

现代旅游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以后，自然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及文化消费，旅游越来越成为当下国人重要的文化消费领域。一部分地方政府和商业机构在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化设计上动心思，想方设法“创造”历史，提高旅游景点的所谓历史文化含量，以吸引游客、创造收入。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文化，只是商品、资源；历史也不再是原本应该的样子，而是成了为提高人气而做的人为设计。历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旅游文化也如同其他大众文化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源源不断地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营养。

4．网络传播为历史虚无主义社会化、大众化提供了便捷渠道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真正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而这期间正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和网民数量，尤其是手机用户数量急剧增长的时期。网络传播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体传播的鲜明特点：即时性、虚拟性、匿名性，感性化、娱乐化、极端化特征明显。Web2.0时代是自媒体的黄金时代，手机就是媒体，人人都是媒体人；又因为网络互联，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广场，话题发起人就如同“广场政治家”。而大多数网民并不具备信息真假与舆论是非的辨别能力，往往成为网络舆论的轻易信奉者、意见领袖的盲目追随者。尤其当大量网民在某一平台聚集时，与在现实中一样，往往表现出群体行为特征，容易失去理性，情绪化、极端化严重，可能“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而且“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4、36页。〗。网络的快速普及及其以上特征，一方面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容易扩散，另一方面也使广大网民更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利用，成为其扩大影响的有力推手。

早在网络传播刚刚形成不久，就有西方学者看到了其弊端，并开始反思，认为“Web2.0革命真正带给我们的是：生活中肤浅的观察而非深刻分析，无聊至极的观点而非深思熟虑的判断”。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络传播缺少传统媒体和文化产品制作机构那样的“文化把关人”，“业余”替代了“专业”，结果“专业评论员、记者、编辑、音乐家、电影制作人、信息方面的专家等将被业余的博主、蹩脚的评论员、非专业的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所取代”。因为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且绝大多数为非专业人士，其直接生成的内容往往与事实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必然削弱社会资讯和文化产品本该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我们每天面对的完全可能是“充满混乱和困惑并丧失真理的冰冷世界”〖〔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5、16页。〗。如果网民生成的是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其真实性、客观性必然大打折扣，更不要说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的正确性了。当人们每天面对这样一个由无穷无尽的、未经过滤的用户生成内容组成的数字世界，难免不被误导，甚至迷失方向。而这恰恰迎合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社会化、大众化扩散的需要，助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快速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彻底批判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探究历史。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换言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探寻人类活动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找寻历史的逻辑，给予历史正确的阐释。

1．历史是现实的、可知的、遵循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历史、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们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即在于其承认历史研究对象的“自然界”的“现实”属性——客观实在性，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规律性，人类能够把握其真相、认识其规律，并用以指导人类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物质的，人类的生活受制于先在的“物质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如下被广泛引用的论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也就是说，人类创造历史的首要前提是对物质的依赖，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物质前提，人类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创造历史。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历史的现实性、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境遇中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173页。〗每一代人从一出生就会面对前人传下来的物质遗产，使人类创造历史无法离开特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总体状况，这也规定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并由社会生产最终决定的，“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这里的“工业和交换”，一般地说，就是社会生产与社会交换，以及建基其上的人类一切实践活动。这些无疑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也都是能够被我们所认知的。

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石的所谓“话语”“文本”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早就有过唯物主义的正确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话语不可能是抽象的独立存在，也不可能有不与任何事物发生关系的独立的文本，话语和文本与客观的物质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应人们生产与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可知性，显然违背了历史的基本前提和事实基础，并非真正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他们称这种历史观和以此为根据编写的“历史”为“时代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无视任何现实基础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远远称不上真正的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类认识规律的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贯通的，它们不仅都是唯物论，也都是辩证法、可知论，认为包括人类历史在内的事物发展都遵循其内在规律，而且是可以被认识和把握的。就人类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特性而言，其基本的逻辑十分清晰明了：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历史也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那么，人类社会必然与自然界一样，处于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之中，且有规律可循；我们能够发现、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应该尊重历史规律，以史为鉴，从而使我们的实践更符合我们的目的，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创造历史、服务人民。

2．合理的、有价值的历史不能没有逻辑和意义

凡具历史卓识的思想家，都不会把“历史意义”和“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反而认为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历史学家应该去创造性地实现。“狄尔泰和克罗齐都认为历史是一堆糊涂账，惟有在史学家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这一意义上，它才成了可以理解的。”〖〔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序第22-23页。〗黑格尔也指出：“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末，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藉收言简意赅的效果。”〖〔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页。〗因此，历史学家的工作不仅在于发现历史真相，把握历史细节，更要使历史可以理解、富有意义。

一些人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的认知，认为马克思只重视社会实践而不认可历史解释。其实不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对立起来，以上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对世界的解释从属于对世界的改造，“改变世界”即“实践”具有优先性，“马克思唯物史观也包含着解释学之一维”，可以称之为“实践解释学”〖参见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8、409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强调，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前提下，才可能更好地解释世界。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只有对改变世界本身的人类实践进行解释，才能赋予世界、赋予人类历史活动乃至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以意义和可理解性，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人类之所以能够最终脱离动物界成为人类、从而实现自己的历史目的，也在于人类实践能力和实践自觉性的逐渐提高，“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可以说，人类实践规定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价值与未来方向，是人类历史解释与历史意义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是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对历史合理化、逻辑化和意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独创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历史为科学，但从来不是堆砌史料，也不是简单地描述历史，而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探究其发展规律，寻找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对过往历史给予合理阐释，对未来发展指出前进方向，给人类实践以正确指导。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列宁一再说“历史不会重演”〖《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9页。〗“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8页。〗，就是因为历史可以给人启示，给人镜鉴，给人指导，使人类避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反对历史解释，而是反对抽象的历史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历史阐释批判道：“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并在批判抽象解释的错误的同时，指出从客观的“物质实践”出发进行历史解释的正确性，“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综上所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根本的、彻底的批判。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得以生成、扩散，除了一些时代性和社会性因素之外，也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和宣传仍然不够，真正掌握特别是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数还不够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判的能力还不够强。这就有必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尽可能多的人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的自觉，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3]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4]张政文：《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迷失与阐释的知识图谱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5]张允熠：《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精神障碍》，《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6]杨承训：《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曲折性、开拓性——用科学社会主义实与理全面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

[7]关锋：《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特点及其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8]张有奎：《三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编辑：张剑）

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