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良早：十月革命后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和重要思想

【内容提要】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信念的基础上，提出重要的话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在论述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时，提出俄国人民“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发现和把握革命的时机，俄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排斥。在苏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方面，提出马克思没有就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俄国人民“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在苏俄的政权建设方面，提出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必须坚持“铁一般”的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党内必须有“铁的纪律”。他的话语及思想在当代具有思想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话语  列宁  俄国革命

作者简介：俞良早（1951- ），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领导苏俄无产阶级为巩固新政权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他们必须奋勇向前，锐意开拓，坚持并创新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研究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及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是俄国革命者“饱经苦难”才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题目中的这句话是1920年4月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提出的，它表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

列宁是在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提出这一段话的。由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推动作用，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摆在这些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已经有十多年斗争经验并成功夺取国家政权的俄共（布），有责任以自己的经验促进各国共产党的建设。正是着眼于这样的工作任务，列宁于1920年4—5月间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俄共（布）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提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这一论断旨在告诉各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后进的俄国而言，西方经济发达、工人群众人数更多、工人运动发轫更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末以后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布尔什维克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批判各种反对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进在正确的轨道上，终于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获得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途径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个事实向一些国家新建立的共产党指明，要打开革命斗争的局面，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列宁的这一论断还告诉各国共产党人，只有发扬不怕痛苦和牺牲的精神，舍身忘我地去探索和学习，才能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者以上述精神去探索和学习，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锻炼以及革命失败后严峻政治形势的考验，经历了1917年二月革命、七月事变的锻炼和考验，经历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维埃政权进行血腥围剿的考验，“饱经苦难”，才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且不断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使它成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武器和法宝。这个事实向各国共产党人指明，必须在英勇斗争的进程中去“找到”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显然，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主张以“不怕痛苦和牺牲的精神”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正确的立场和态度。

列宁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920年10月，苏俄国内就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俄共（布）中央为加强对讨论过程的领导，专门举行了有关会议。列宁在为党的会议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这一论断科学地、正确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是占全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阶级，是负有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使命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个阶级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而产生的，同时它代表着、反映着这个阶级的最大利益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或者说物质力量）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或者说精神力量）相融合，形成了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巨大力量。由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它在实践进程中要发展和增进本阶级的物质利益，以及要发展和增进本阶级的文化，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否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指引，则等于割裂了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必将使无产阶级的事业遭受挫折或失败。显然，上述列宁的论断既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来源，也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源，指明了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关系的正确认识，转化为他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信念,以及坚强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勇气和决心。从1921年春天起，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以促进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国内的增长，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攻击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苏俄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有的人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对于新经济政策也说了一些消极的话。这时列宁回应了敌对势力的攻击，批评了党内的消极情绪，并且指出：“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1页。〗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着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显然，这里所谓不灰心丧气,不害怕困难,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体现了列宁坚强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勇气和决心，而这种勇气和决心根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和信念。

列宁正是基于上述勇气和决心、信仰和信念，或者说从上述勇气和决心、信仰和信念出发，提出了许多重要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二、俄国革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力达到必需的高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达到必需的高度，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可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所有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派别都将上述理论及内容绝对化和凝固化，无视生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不认可和不接受任何具有特殊性的事物。在他们的思想中，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冒险的行为，是违背理论的行动。这说明，孟什维克以及所有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派别陷入了照搬理论的教条主义窠臼。

列宁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观点。他离世前夕在有关文章中提出：“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这里说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显然指生产力和经济。由这一端开始,则是指首先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等待生产力和经济达到必需的水平时再考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以及所有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派别所强调的正是这样的发展路线。列宁所谓革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显然是指俄国革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的这“一端”开始，没有遵从先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等待生产力和经济达到必需的水平后再进行革命的路线。在列宁指导下，俄国革命行进的路线是：先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新政权，即先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其后以无产阶级政权为工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一言以蔽之，俄国革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指不照搬理论，不盲从理论规划的路线，在实践中创造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显然列宁的这个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它告诉人们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发现和把握革命的时机。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夕，马克思曾经在有关文件中告诫巴黎无产阶级，当前抗击普鲁士的侵略已经成为法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不可发动革命。可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无所畏惧，掀起革命，展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这时马克思高度地赞扬了巴黎无产阶级敢于革命的精神，特别是赞扬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灵活性——即灵活地把握革命的时机，在有可能、有必要进行革命时果敢地发动革命，而不拘泥于对革命条件成熟或不成熟的考虑。比这更早的时期即1856年，马克思曾指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强，没有条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如果德国的农民以战争的形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德国形成农民战争与工人革命相结合的态势，则德国无产阶级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说明，马克思要求德国无产阶级灵活地掌握革命的时机。

对于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反对十月革命的孟什维克等完全不知道和不懂得。针对此，列宁在离世前夕批评他们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3页。〗这个话语的立意在于批判孟什维克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迂腐态度，即他们不懂得、不认可和不敢于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和不善于在革命时刻保持“极大的灵活性”。可是这个话语事实上已经正面地告诉人们：“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必须以“极大的灵活性”发现和把握革命的时机。列宁的这个话语及思想虽然与以前马克思的某些用语相关,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有这个思想的萌芽,那么列宁的话语则清楚地、深刻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所以说,列宁关于必须懂得“革命辩证法”、以“极大的灵活性”发现和把握革命时机的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上文论及的先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再进行革命和变革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指俄国革命及社会发展必然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它表现为首先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然后以新政权为工具，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创造物质条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特殊的发展路径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矛盾、不排斥的。对此，孟什维克不懂得和不相信。列宁批评他们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4页。〗为什么前者和后者之间不矛盾和不排斥呢?列宁的思想是：前者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以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达到必需的水平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后者主张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为工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两者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的主张或政策上统一起来了。

至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路径为什么会有上述特殊性，列宁也作了说明：其一，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场大战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得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都行动起来，革命高潮骤然兴起，并形成了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无产阶级政党因势利导掀起革命，推翻旧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其二，俄国是介于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它拥有西方的革命条件，如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使人民群众受到锻炼，等等；它也具有东方国家的革命条件，如农民人口众多，他们由于受压迫深重而胸怀革命的要求，且他们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等等。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中，俄国特殊的国情和它面临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革命和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这种特殊的革命和社会发展途径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丝毫不排斥”的，或者说它们是并行不悖的。上述列宁的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看世界历史,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不断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它的中心在法国。1848年6月，法国巴黎的工人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六月起义，马克思称这场斗争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斗争。1871年巴黎的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公社式的新政权，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此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展开议会斗争，通过议会讲坛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压迫政策，宣传、教育和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取得了令各国无产阶级所瞩目的成就。鉴于上述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未来的世界革命将首先在法国或者德国爆发并取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未得以实现，需要根据真实的历史重新说明世界革命进程的问题。就此列宁提出：“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他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3页。〗在列宁看来，落后的俄国比西方国家“容易开始革命”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利用从国外掠夺的财富，在国内实行“糖饼”政策，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他们那里难以发生革命；二是俄国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社会问题严重和社会矛盾多而复杂，易于尖锐化，所以比西方国家容易爆发革命。显然，上述列宁关于“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的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三、俄国人民“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阶级的政权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而对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具体做法如国家号召和促进小企业之间的联合而组建规模较大的企业，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相关企业的管理工作，由国家向相关企业提供原料并由国家收购企业的产品，由相关企业代销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鉴于苏俄生产力水平低，小生产在生产领域占优势地位，大力提倡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可是，这种政策是以不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为前提的，即它不是“剥夺剥夺者”性质的政策。而在此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无产阶级国家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发表任何意见。正因为如此，俄共(布)内对于如何认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要不要实施这种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论及它的内容，“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7页。〗。这里他说马克思没有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和留下任何指示，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显然是指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理论，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新道路。

为此列宁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8页。〗这是他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的论证。当时俄共(布)内有的人攻击说，主张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是“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革命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对此列宁严厉地批评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5页。〗他还提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上述列宁的一系列话语，强调马克思没有留下指示，不能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必须自己找出路，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论证了实施它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证了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制度等。这足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虽然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摆脱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但苏俄由于情况的特殊性只能对一部分文明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在苏俄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党政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由此列宁主张启用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专家和管理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尤其是其领导者布哈林反对启用旧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他们同时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布哈林想起马克思曾经表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于是说，苏俄现时与其实施启用旧专家和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不如对所有资本家实行赎买,立即直接在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针对这种论调指出，马克思所说有可能通过赎买方式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国家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加入工会的工人群众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和比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也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善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个时期的英国,资本家阶级有可能屈服于无产阶级斗争,接受和平赎买的要求和政策。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情况不同于那个时期的英国。列宁说：“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5页。〗其意思是,布哈林只记得马克思说过的某句话或某段话，不面对苏俄的具体情况，思想不切合实际，提出的办法和措施无益于实践的进展。列宁在认识到“布哈林错了”的同时，进行了理论创新。1919年1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6页。〗这就是列宁关于利用外人创造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它意味着在此问题上列宁的理论创新。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共产主义与商业“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到1921年10月，列宁意识到春季设想的“地方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通过合作社“以物易物”式的交换不适应城乡间商品交换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进行商品交换的要求，所以决定恢复和发展商业，即开展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要求苏维埃国家成为一个“批发商”，即善于经营商业的机构。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品交换和商业，而且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内已经封闭了市场和停止了商品交换。现在提出恢复商品交换和发展商业，俄共（布）内许多人不理解。就此列宁进行了宣传和解释：“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9页。〗可是，从苏俄的经济条件看，必须发展商业和开展商品交换。“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在这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以及商业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把苏俄引导到共产主义的观点，体现了他的理论创新。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无产阶级国家里“革命和改良”关系中出现的新东西马克思本人是“预见不到的”，当下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旧的政治制度。“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改良”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即起辅助作用的手段。可是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里，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马克思本人没有遇见过，没有科学地说明过。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也是一种“改良”。共产党人必须正确地说明它。就此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2页。〗所谓从原则上说还是和从前一样，指无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不是无产阶级事业前进的主要途径，同革命胜利前它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一样。所谓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指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事物前进的形式是波浪式的，时而高潮，时而低潮，两者间交替呈现，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以这样的方法看苏俄的前进过程，在经过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之后，转向低潮，或者说转向“战略退却”，即转向“改良”的前进方式，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显然，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呈“改良”的前进方式，进行“战略退却”，进行合理的喘息，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四、如果没有“铁一般”的党，要顺利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可能的

列宁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重要经验，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进程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阐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即共产党懂得革命的理论和革命运动的规律，能够对无产阶级运动起推动作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时，认为法国无产阶级缺少一个懂得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规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据此他们提出，资产阶级是一种联合起来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组织起来，建立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才能凝聚整个阶级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为了保证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可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历，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严酷的阶级斗争态势缺少体会，对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艰难性和长期性缺少体会，因此他们在著述活动中尚未深入地、具体地论述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有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重大任务，以及加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后建立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它是巴黎公社式的没有官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力机器的国家，或者说是消亡过程中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即进入过渡时期后，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处于消亡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消亡过程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的历史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列宁领导了当时的实践，亲身感受到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酷性，感受到完成过渡任务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体会到坚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事业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列宁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敌对势力因为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无产阶级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便不能战胜敌对势力。无产阶级要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并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提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他还说：“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页。〗列宁强调，在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铁一般”的党，即坚强有力的党。它之所以是“铁一般”的党，在于它的内部有“铁的纪律”。显然，列宁关于“铁一般”的党和党内实行“铁的纪律”的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苏维埃政权组建红军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必须“从实际的必要性”出发展开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内敌对势力纷纷发动武装叛乱，企图颠覆它。国外帝国主义者则将它们的军队开进俄国，力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了平息国内敌对势力的武装叛乱和挫败国外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犯，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红军部队。可是，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红军部队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马克思也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它。而且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不应该建立常备军或正规军，应该以全体人民的武装取代旧的常备军。马克思曾经赞扬巴黎公社的这一经验说，“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页。〗。1889年建立的第二国际，前期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讨论如何反对军国主义和废除常备军的问题。它还通过相应的决议，要求以全民武装取代常备军。现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也就是建立常备军，且不说这有违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对此的评论，有违第二国际前期活动的精神，至少可以说此前没有无产阶级建立常备军的先例，在理论上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建立常备军的问题。苏俄无产阶级必须创新理论与实践。当时列宁提出：“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4-125页。〗这个话语一是肯定建设红军即建设无产阶级常备军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二是强调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时，未照搬某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以“实际的必要性”为出发点的。它的精神在于强调苏俄无产阶级根据“实际的必要性”采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在当时的苏俄，如果不建设强大的红军，则不足以打败国内外敌人，不足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据此，苏俄建设了强大的红军队伍。在建设红军的过程中，列宁一是主张启用旧的军事专家，使他们在指挥作战方面发挥作用；二是强调在红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以加强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这就是他所说的：“对红军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是以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因此，除军事首长外，还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显然，列宁关于必须以“实际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建设强大的红军以及必须坚持党对红军领导的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话语及思想相联系，列宁还提出，领导无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人，谁不懂得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裂痕”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1918年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尚没有退出和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同德奥集团的“和平”谈判进展困难。由于德奥集团的代表在谈判过程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苏俄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及俄共（布）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等反对接受德奥集团提出的条件，反对同德奥集团媾和。这时苏维埃政权着眼于缓解国内人民生活的困难和增强对德奥集团进一步发动战争的防御力，准备从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即英法帝国主义那里购买一批武器和粮食。但是这个决定也遭到上述“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反对。在2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讨论并投票通过相关的决议，同意从英国、法国购买武器和粮食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导人布哈林、阿•洛莫夫等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中央委员会投降国际资产阶级，声称要开展广泛的宣传鼓动，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列宁立即写文章驳斥了他们的论调。他写道：假定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卡利亚耶夫答应以面包、烧酒和金钱从大坏蛋或大强盗那里换一支手枪，用来刺杀暴君和恶棍。能不能因为卡利亚耶夫“同强盗作交易”以搞到武器而谴责他呢？列宁回答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不能。如果卡利亚耶夫不能从别的地方用别的办法搞到手枪，如果他做的事情的确是正当的（是刺杀暴君，而不是为了杀人越货），那么，他用这种办法搞到手枪就不应该受到非难，而应该得到赞许。”〖《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列宁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染上了一种叫作“疥疮”的疾病。由于这种疾病，他们不断地进行“革命空谈”。“简单明了、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劳动群众的代表都感到毋庸争论的真理，却被害了这种疥疮的人歪曲了。他们歪曲这些真理，常常出于最好、最纯洁、最高尚的动机，‘只不过是’由于没有领会某种正确理论，或者说，由于像小孩子那样生硬地、像小学生那样盲从地乱套这些理论。”〖《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在这里列宁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没有领会正确的理论，生硬地、盲从地照搬理论，深刻地指明了他们产生错误的思想原因，即他们不懂得正确地运用对帝国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不懂得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妥协”、利用“裂痕”和争取同盟者也是斗争的一种形式。

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列宁以这个事实来教育和启发各个国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尚未成熟的共产党人。他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这个话语的思想逻辑是：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要义之所在。不懂得这一策略思想的人，意味着他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关于利用敌人之间一切“裂痕”和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大量同盟者的话语及思想，现在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了，它不仅意味着现在人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和懂得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五、列宁创新话语及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信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及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者“饱经苦难”才找到“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话语及思想在当代具有启示意义。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这里的意思是，中国人民为了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碰壁，终于在十月革命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说明，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同的经历，当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相同。

列宁提出俄国特殊的发展路径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矛盾、不排斥，即比较落后的俄国先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再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条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这一话语及思想，在当代具有思想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后，成立了新中国并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同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历史和理论告诉人们，比较落后的中国选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同俄国当初选择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样，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显然，学习和掌握上述列宁的话语及思想，有助于人们对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正确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上述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他还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这里的意思是，当前的中国前进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发展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习近平的这一论述同列宁关于俄国特殊的发展路径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矛盾、不排斥的话语在含义上相贯通、相一致，且有新的发展。这样，学习和掌握列宁的相关话语及思想对于当前学习和掌握上述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有思想启示意义。

列宁在论述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上，在苏维埃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上，在苏俄无产阶级坚持党的领导和党采取正确的措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话语及思想，在当代具有思想启示意义。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一直坚持走改革和创新的道路。从实行承包制到创办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现了不断创新的经济改革过程。邓小平说，评判政策和措施的好坏，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体现了理论上的重要创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更上一层楼。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推进，到全面对外开放深入发展；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到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到创造公平竞争体制环境；从立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到推动民生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是党的实践创新的新进步和新内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收获和新成果。值得指出的是，前进中的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这既是对党以前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以后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和要求。由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以及对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同上述列宁的创新话语及思想一脉相承，且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所以研究、掌握上述列宁的话语及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思想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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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敏：《列宁对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发展及当代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编辑：汪世锦）

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